6月1日，一场颇受业内关注的“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法律理解与适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上游新闻记者了解到，2017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针对虚假诉讼刑事犯罪案件，共批捕了206件319人，157人最终获有罪判决。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以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企图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研讨会上，最高检第六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玉强介绍，个别律师充当司法掮客，成为当事人和承办法官的中间人，为虚假诉讼顺利进行出谋划策；有的法官还收受当事人贿赂，充当虚假诉讼的保护伞。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民事虚假诉讼案件5455件，对虚假诉讼刑事犯罪案件共批捕了206件319人，法院做出生效判决87件，157人均是有罪判决。

据了解，当前民事虚假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和房地产权属纠纷。由于民间借贷法律纠纷比较简单，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比较容易，民间借贷已成为虚假诉讼重灾区。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虚假诉讼案件爆发式增加，律师由于担任民事案件的代理人，更容易碰到虚假诉讼案，承担此类案件带来的的法律风险也越来越大。

虚假诉讼案件中律师是否一定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游涛认为，“案件裁判过程中律师对当事人方捏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是否主观明知，是否共谋，需要重点审查。律师有可能是被间接利用的对象。”他认为，律师的职业伦理是为当事人服务，要以委托人权益为主，界定律师是否触犯法律，还应该看律师为当事人隐瞒实际情况时是否有积极作为。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李卫红认为，律师在虚假诉讼案中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认定，更应该由法律定性、由行为推导、由结果导向。虽然《律师法》要求律师为当事人服务，但前提是符合法律规定，不管服务的当事人是谁，只要明知当事人方捏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就要承担责任，律师身份不应该成为其保护伞。

刘玉强介绍，虚假诉讼案一般审理时间短，庭审中缺乏明显的对抗性，一般调解结案比较多。

来源：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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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频发，民间借贷领域成为重灾区；一些多年民事诉讼旧案、执行案件被认定为虚假诉讼；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套路贷”大多涉及虚假诉讼；大量案件当事人、代理律师、甚至司法人员等被追刑责。

律师如何面对虚假诉讼可能带来的执业风险？６月１日，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争议解决委员会、大成总部刑事专业组和争议解决专业组联合举办“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的法律理解和适用”研讨会上，这一话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

中国社科院大学副校长林维表示，应区别对待虚假诉讼中的共犯问题，不能认为凡是当事人捏造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律师客观上起到作用就被认定主观上具有犯意；也不能认为基于律师专业的判断，仅是怀疑具有捏造事实的现象，而认定成共犯，要避免律师正常的执业行为风险过大。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游涛从裁判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其一，裁判要明确判断律师在介入其中和对虚假证据是否有主观明知，对这两点要进行重点审查。其二，要考虑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作为，就不是隐瞒的问题。其三，要区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捏造事实和发表评论意见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地按照虚假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理。

对于参会律师来说，如何防范因虚假诉讼给律师带来的刑事风险，则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市律协副会长、北京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卫东认为，对于律师是否成为共犯，其实有非常清晰的界限。在怎样判断明知和最后的结果，律师还有一些辩护空间。他对此提出了建议，比如在工作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和当事人的工作记录，一旦出现问题，律师可以拿出记录证明自己作为律师尽到了相关审查的义务。他还表示，对每一位律师来说，都要守住底线，绝对不能充当虚假诉讼的帮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顾问杨福荣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律师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在可能触发红线的时候及时叫停。第二，不要只相信自己的直觉，应该有假设、对证据的审查、对不同当事人陈述的对比，从中看出是否会触及红线，或者只是在合理的诉讼技巧应用范围之内。当然，也需要社会、律所、律协多提供相关培训。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庆杨则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律师应该养成做约谈笔录的习惯，甚至进行谈话录音，这将对律师起到保护作用。第二，优秀的诉讼律师应该是能够识别证据和运用证据的高手，应该能够搜集分析证据，根据经验推理、寻找真相。最后一点是取证的方法，律师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些巧妙的取证方式。如取完证，当事人依然不依不饶对律师提出过分要求，律师应明确告知拒绝为其代理。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时刻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