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最高法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是否有必要保留“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一种意见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已经获得普遍性接受，且简单明了，应予保留；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概念容易引起误解，且在实践中难以辨别，还常常带来倒果为因的问题，甚至不少人认为凡是带有“管理”字样的法律、行政法规，其规定都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从而不加分析就直接认定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在综合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本司法解释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解读

一、概念的核心争议与法律实践困境

（1）概念界定与理论价值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指法律、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虽未明示，但合同继续有效会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否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直接维护公共利益。以司法实践为例，最高法院 (2016) 最高法民申 1223 号案例中，当事人违反《土地管理法》第 56 条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合同被判定无效；《证券法》第 122 条要求证券业务须经审批，未经批准经营将扰乱市场秩序，相关合同同样无效。这类规定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依据，保障法律后果可预期性。

（2）实践中的操作困境

在实际应用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概念暴露出诸多问题。部分法官存在机械适用情况，仅因规定名称含 “管理” 字样，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9 条土地转让投资比例要求，就认定为管理性规定，忽视对公共利益损害的实质判断；还有些判决陷入倒果为因逻辑，根据合同无效结果反推规定性质，而非从规定本身出发分析。此外，不同法院对同一规定性质认定分歧显著，以《建筑法》第 26 条施工资质要求为例，有的法院判定合同无效，有的则在工程质量合格时参照有效处理，这严重影响司法统一性与权威性。

二、司法解释废除该概念的现实考量

（1）纠正机械司法倾向

实践中，对 “管理性规定不否定合同效力” 的片面理解，致使大量合同被错误认定无效。如在房地产合作开发案件中，部分当事人以未办理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实则为获取土地升值利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里，承包人无资质但工程合格，仍有法院判决合同无效，损害守约方信赖利益。司法解释旨在引导法官回归 “公共利益损害” 实质判断，避免形式化认定。

（2）平衡交易安全与公共利益

现代合同法注重交易安全与信赖利益保护。若因轻微程序瑕疵或可补救违规，如未办理备案手续、未按时提交报告，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易使违约方获益，破坏市场诚信。在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中，当一方未完成土地变性手续，但项目已建成且符合规划时，法院需综合考量公共利益与合同目的实现可能，寻求平衡。

（3）立法技术局限的司法补救

当前立法未明确区分效力性与管理性规定，依赖司法个案判断，但缺乏统一标准导致适用混乱。司法解释强调实质分析，要求法官从损害程度（是否造成直接、现实公共利益损害）、规范目的（是否以维护公共秩序为核心）、交易影响（否定合同效力是否致利益失衡）等因素综合判定，弥补立法不足。

三、制度变革后的司法实践方向

（1）裁判标准的重构

制度变革后，法院需从多维度分析强制性规定性质。文义解释上，关注规定是否使用 “无效”“禁止” 等效力性措辞；体系解释时，结合其他法律条文判断规范目的；目的解释方面，评估违反规定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影响，以此重构裁判标准。

（2）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

最高法院通过 (2018) 最高法民终 790 号等判决，明确 “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公共利益” 的裁判逻辑，为地方法院提供示范，引导其关注实质损害，摆脱形式标签束缚。

（3）利益衡量的动态平衡

在个案审理中，需动态权衡公共利益保护与市场交易稳定。金融借款合同中，若违反贷款审批程序但资金合理使用，法院可能认定合同有效以维护金融秩序；而环境保护协议里，未履行环评手续且项目已造成生态损害，法院应判决合同无效，制裁违法行为。

结语

废除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概念，并非否定其理论价值，而是纠正司法实践中的机械适用倾向。这一调整促使法官回归 “公共利益损害” 实质判断，通过动态利益衡量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未来，随着立法技术完善，有望建立更精准分类标准，但当前司法解释的抉择，是对现实需求的及时且必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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