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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日报
在商丘探寻殷商之源工作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过去近90年，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有哪些商文化重要发现？现在这项工作进展怎么样了？今后又有怎样的期待？回顾梳理以记之。
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20世纪20年代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开始的。1928年10月，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止，10年间进行了15次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发现了大量甲骨文和有关殷商文化的遗迹、遗物，而且还发现了殷代的宫殿、宗庙遗址和殷代王陵，从而使我国商代历史由传说而改变为信史，确定安阳殷墟是商代最后一个时期的都城遗址。那么商文化的起源在哪里？是当时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急于想了解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说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诸文考订商族发源于豫东商丘，商汤国都南亳、北亳在豫东，商王朝的始祖契传说居于商。王国维令人信服地考证，商在河南东部，今商丘附近。这一观点已被现代的历史学家广泛接受。《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预注：“商丘在宋地”），很多学者依据史籍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起源于商丘。
1936年，河南古迹研究会李景聃等人为寻找殷商文化源头，到商丘考古调查。李景聃一行3人于1936年10月11日中午到达商丘，至12月13日下午在曹桥发掘结束，历时两个月有余，这期间调查了芒山梁孝王墓，从永城沿浍河（《水经注》上的涣水）至商丘沿途调查，发现三处秦汉前的文化遗址——青岗寺、造律台、曹桥，对造律台、黑堌堆、曹桥进行了发掘，特别是造律台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厚，出土遗物丰富。这次调查尽管没有找到先商文化，但这次工作的意义是重大的：第一，开启了豫东商丘地区科学考古的新纪元；第二，造律台遗址龙山文化的发掘奠定了以后这一地区龙山文化考古的基础，因为它是这个类型龙山文化遗存的首次发现，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后来考古学界把分布在豫东、鲁西南、苏北、皖北同类型文化命名为“造律台类型”。
1976年年底到1977年末，为了解豫东原始社会末期和商代早期文化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二队会同当时的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三次在商丘各县调查古代文化遗址，这是商丘第一次全区域的田野考古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里古代文化遗址相当丰富，三次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遗址15处。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发掘了柘城孟庄遗址、原商丘县坞墙遗址及睢县周龙岗遗址。1978年4月，在原睢县蓼堤公社周龙岗遗址（村北）开挖两条探沟，面积31平方米，采集的殷商文化遗物主要是陶器，有一件铜器，器形有鬲、簋、盆、罍和铜爵。在原民权县尹店公社吴岗遗址，发现较多殷商文化遗物，还有夯土建筑，采集陶器时代比较早。也有晚期的陶器，遗址的延续时间可能比较长，采集的陶器主要有鬲、深腹罐、大口罐、盆、罍和瓮。这次调查的15处殷商文化遗址，属于二里岗期的不多，只有柘城孟庄和民权吴岗两处，其他的均属于小屯期。
孟庄遗址位于柘城县岗王镇孟庄村北侧、蒋河南岸，196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76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孟庄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10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柘城至太康的公路从遗址中部穿过，将遗址分成南北两部分。1976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在当时的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柘城县文物部门配合下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于1977年5月在遗址北部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二里岗上层时期（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1977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商代窑址1座、冶铸作坊1处、窖穴22座、房基9座、墓葬7座、灰坑3个，发现1处规模较大的夯土台基，残存面积约250平方米。在孟庄村和公路之间钻探发现两处夯土台基和异常密集的灰坑，出土3件二里岗期青铜礼器，发现铸铜遗址，“可见，孟庄遗址的形成和废止均与商王活动有关，它是商王东征时期一个重要的驻跸地，是商代前期位于东方的一处重要的军事重镇”。（赵俊杰《河南柘城孟庄遗址性质分析》《中原文物》2014年2期）
在孟庄遗址共发现房基9座，分三类。有一类房子是先在地面上夯筑一个台子，然后在夯土台上建造泥墙房屋。夯土台平面呈长方形，台底略大，底东西残长14.1米、南北宽7米，台面东西长13.4米、南北宽5.2米，面积69.68平方米，夯土台除西边外，东南北三面为斜坡，当散水使用。在夯土台上是三间为一组的排房建筑，三间房屋紧密相连，两间之间共享一个墙壁，房与房之间室内无相通的门道，中间一间面积大而高，两侧两间面积小而低，是东西对称的偏房，或称耳房。排房坐北朝南，以中间房东壁为准，方向南偏西3°，其他还有平地建筑的方形和圆形房子。
通过解剖房基了解，其建筑方法是在夯土台上挖掘墙基槽，基槽挖成后，用黑色草泥土沿墙基槽向上垛成墙壁，泥墙内外壁面经过修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柘城农村土房也是使用这种方法建造的，这也是商文化在豫东的历史传承），墙内壁面抹一层厚1厘米的草泥土，表面用火烧成红色或红褐色，然后再涂抹一层黄色泥浆。
在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一座冶铸作坊基址和一座陶窑，作坊基址出土很多铸铜碎泥范和一些坩埚残片。基址房屋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3.6米、东西宽2.4米，面积6.24平方米。陶窑由火膛、窑箅和窑室组成，陶窑南侧有一个圆形土坑，土坑是烧火活动和堆放燃料的“场地”。
商代孟庄人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以下这些：1.砍伐和切削工具，器形有石斧、石锛、石凿、铜刀；2.农业生产工具，器形有骨铲、蚌铲、石刀、蚌刀、石镰、蚌镰、角锄、角器；3.手工业生产的工具，器形有冶铸工具坩埚和泥范、铜斝、铜爵内模，制陶工具陶压锤，制骨工具小磨石，纺织和缝纫工具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角锥；4.渔猎生产的工具石镞、骨角镞、石网坠、陶网坠；5.武器铜镞、石钺。
商代孟庄人使用的生活用具有以下这些：1.陶器，颜色以灰色为主，炊器类有鬲、甗、鼎、甑、圆底深腹罐，食器类有簋、豆、斝、觚、杯、钵、碗、壶、平底盘、圈足盘、小口樽、圜底小罐罐、浅腹盆，贮器类有樽、大口樽、深腹盆、瓮、缸。2.釉陶，器形有樽。3.青铜器皿，器形有铜爵。4.骨质生活用具骨匕。5.编织生活用具有草鞋底、蒲席、绳子。草鞋底残存鞋底中段，系用四经一纬绳子穿编而成，鞋底的编织材料是树皮；蒲席残存30×20平方厘米，系用三根经带和三根纬带平直相交，与平纹右织法同；绳子直径约1厘米，是用两股线拧成。
商代孟庄人使用的装饰品有发髻饰物玉笄、骨笄，以及佩戴饰物玉璧、玉玦。
商代孟庄人的埋葬方式是土葬，墓坑为平面长方形，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没有发现葬具，在死者身上有撒朱砂的习俗。
在一处商代三间相连的排房建筑房基下发现有一具人骨架，证实建造房屋时使用活人奠基的现象至少在商代前期已经存在。
孟庄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发现了商代卜骨、陶文、鞋底等，特别是鞋底的发现，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鞋子实物，表明在商代前期或更早的时候人们就有穿鞋的习惯。该遗址大量商文化遗存的发现，是商丘境内关于商文化的典型遗存，是商丘商文化重要分布区域的佐证，是研究商文化的重要材料。赵俊杰认为，孟庄遗址是仲丁所迁的隞都，“孟庄遗址从地理位置、文化内涵、遗存年代等与商王活动有关，可能是仲丁时期东征的军事重镇或商王的驻跸之地，很可能就是因为军事需要设立都邑——隞”“孟庄遗址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和生产青铜器的作坊……应与商王活动有关……孟庄遗址商文化的年代为白家庄期，与仲丁迁隞时间相符”。（《仲丁迁隞地望新探》 《南方文物》2020年2期）
清凉山遗址位于夏邑县城西南30公里的魏庄西北，是一处堌堆形遗址，明代时曾在堌堆上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清凉寺，因此得名。遗址北有岳河故道，西南角有挡马沟流过，可见遗址上的村民还是傍水而居的，当时的环境一定是山清水秀。清凉山遗址是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调查时发现的，1988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为了解商丘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对该遗址进行复查，发现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文化遗物。同年9月至11月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包含有相当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一种史前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文化在内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商文化遗迹有灰坑、房基和灰沟，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卜甲和卜骨、蚌器。陶质生活用具以鬲和甗为主，约占总数的40%，还有盆、罐、豆、瓮；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石镰、石凿、石铲、砺石等；玉器有玉凿1件；骨器有骨锥、骨簪、骨镞、骨匕、骨钻；有卜甲2片、卜骨13片；蚌器有蚌镰、蚌刀、蚌锥。
清凉山遗址的商文化遗存分为早晚二期，其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一、二期。
在1976年冬季调查的基础上，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和当时的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原商丘县坞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开探沟、探方4个，发掘面积105平方米，遗址第三层为商文化遗存，出土器物器形有鬲、盆、簋、豆、深腹罐，第四层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出土器物器形有深腹罐、敞口高领罐、平底盆、碗、豆、甑、盉、澄滤器。
夏邑县三里堌堆遗址位于夏邑县西南约4公里，1989年1月—6月，当时的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物以商代陶片为最多，有鬲、甗、簋、樽、罐、盆、瓮、豆、甑、器盖等器形，初步可划分为三期，其时代大致在二里岗期到殷墟四期之间，文化面貌与郑州、安阳等地的商文化比较接近，但又有地方特征。
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根据古籍和近代学者的考证，认为商丘是商昭明以降十一个先公先王的经营地。他认为“先商”文明，即是汤建立商朝以前的商文明，张光直先生确信先商文化都城或聚落甲骨文所称的大邑商应在商丘。他认为商丘地区没有发现大的早商或先商时期遗址，可能是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都城原本建在低平地带。
1990年春，张光直到豫东作了短暂实地考察，从而开启了中美联合在商丘地区进行早期商文明的考古调查。1991年夏，拉普、高天麟、荆志淳在商丘用荷兰铲作为钻探工具正式开始了地质考古调查。1992年秋，在地质考古钻探工作的基础上，美方组织开始了地球物理的调查。1993年春，高天麟等在老南关村北地采用洛阳铲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勘探。1993年秋，高天麟和荆志淳继续进行地质和考古钻探调查。
1994年—1995年，双方根据地质勘探和考古调查成果，选择商丘潘庙遗址、柘城山台寺遗址和虞城马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97年秋、1998年春以及2000年春，对宋国故城遗址进行了试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开展的“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项目，又称“豫东计划”，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外田野考古学合作。它在考古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学术界无不认为“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是中国考古学诸重要课题中难度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
中美联合考古队通过在商丘10年的工作，尽管没有找到先商文化的遗存，但把这次的考古成果穿起来，建立了商丘的古文化序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墟类型文化、东周时代墓葬、汉代文化。在柘城李庄遗址发现五连间排房、一个埋有九头整牛和一个鹿头的祭祀坑，意义非同一般。发掘者认为商丘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可能就是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或者是其近祖。宋国故城遗址的发现，为商丘寻商提供了重要线索。
2002年11月7日到12月6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为进一步了解商丘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与特征，特别是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商丘的分布状况，对以往商丘调查或试掘过、面积较大、有调查价值的24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址进行了重点复查，其中先商文化遗存5处、早商晚期（指白家庄期）遗存6处、晚商遗存18处。
先商文化遗物采自民权县李岗、吴岗、牛牧岗，睢县周龙岗，柘城史堌堆，采集陶片数量较少，可辨器形有橄榄形罐、鬲、大口樽等。
早商晚期遗物采自夏邑马头，睢县襄台、周龙岗，民权吴岗、李岗、牛牧岗，陶片数量较多，多系鬲腹残片、鬲足等。
采集晚商文化遗物的遗址较多，有18处，可辨器形有鬲、瓮等。
2007年9月—12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商丘地方文物部门的配合下，对民权牛牧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75平方米。该遗址二里岗期遗存较少，没有发现遗迹，遗物均为陶器，器形有鬲、甗、罐、大口樽、盆，其中鬲、罐数量占全部器类的81%。“属于二里岗期文化遗存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面貌相近，时代应为二里岗上层的偏晚阶段，即上层二期或白家庄期”。殷墟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基及其他遗物，房基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2.8米、宽2.4米，墙基宽0.3米、深0.15米，墙体为木骨泥墙，居住面北部有一圆形烧灶遗迹。遗物有陶器、蚌器，陶器器形有鬲（数量最多）、甗、簋、罐，蚌器有蚌刀。牛牧岗遗址殷墟文化遗存常见折沿方唇鬲、盘口形鬲和甗、腹部饰三角划纹绳纹簋，无疑应属于殷墟文化范畴。
在商丘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河南大学联合组成考古队，于2021年5月重启以“商文化探源”为目的的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工作开始一年多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搞清了明代弘治十五年黄河大水冲坏的明归德州城西南城墙角文物埋藏情况，清理出交角西墙20余米明代夯土墙及其下叠压的北宋时期夯土墙、疑似城角楼建筑用砖、各类瓦构件等大量文物遗迹，目前城内外挖深至10米余，工作正在进行中。等待全部工作结束后，期待搞清有多少个时期的城墙堆积和宋国故城下是否有更早期城址的遗存。
商丘境内的商文化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1976年至2010年间，每次集中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基本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探寻商丘境内的商文化遗存，特别是先商文化在商丘境内的分布情况。从上述看，这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特别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的几次调查，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存5处，柘城史堌堆发现先商文化陶片，改变了以前认为的只在商丘西部发现先商文化的状况，史堌堆遗址先商文化的发现对下一步商丘境内先商文化考古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商丘境内先商文化的发现尽管还是初步的，但是使商丘商文化考古前进了一大步，正在逐步改变专家学者对商丘境内商文化遗存的看法。
总之，通过几代考古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商丘还是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殷商文化遗存，基本建立了豫东商丘不断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特别是殷商文化考古有了填补空白的考古新发现，这对研究殷商文化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由于历史上商丘长期遭受黄河泛滥泥沙淤积导致古代遗址埋藏深、商丘地下水位高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探寻商源难度很大，但有了目前的良好基础，我们相信，随着将来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新启动和商丘文物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商丘殷商文化探源工程的辉煌成果一定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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